時 間：98年9月29日(星期二) 15:30-17:30
地 點：臺大歷史系會議室
主講人：徐 沖先生（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講師）
主持人：甘懷真先生（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任）
講者自述研究此題目的契機，來自之前受永田拓治先生之邀一起閱讀唐代劉知幾所著的《史通》，無意間注意到劉知幾認為與創業君主一道逐鹿中原的群雄應該「別立科條」，以與群臣相別，因而著手進行此題目的研究。希望能將史學以政治史的方式處理，認為史學是政治必須完成的一環。
講者主要透過梳理寫史者將群雄置於史書中的位置及群雄的範圍，認為兩漢還不完全形成〈開國群雄傳〉的體例，但魏晉時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些逐鹿者被置於本紀後，群臣列傳之前。講者將這種體例以「皇帝權力的正當性來源」這樣的脈絡來理解，因而認為將開國群雄置於此，象徵聖主的「驅除」之功，「驅除」在兩漢之際，本用以指東漢取代短命的新莽，指涉的對象是前代，然而在魏晉時期，驅除的對象更改為亂臣賊子。
與開國群雄傳相配合的，是「禪讓後起元」的體例。意指在曹魏代漢，西晉代魏之前，描述魏武帝曹操或西晉三祖(有為的司馬家父子)的行事時，均用當時的建安年號及曹魏年號。禪讓之後，才改用新朝代的年號紀元。講者認為這表示禪讓的意識型態有效地在運作，因而並未拋開他們臣子的身份，而且是當他們累積足夠的德行後，才開啟了禪讓的契機。
然而南北朝後期編《宋書》時的討論，表明這樣的觀念在改變。書寫者逐漸主張「禪讓前起元」，不援用前代年號，而以「齊二年」或「高祖二年」這樣的方式來代稱。與此同時，也認為所謂「開國群雄」應屬前代之事，不應納入新朝代的記事之中。講者認為這樣的變化，象徵皇帝權力起源形式的改變，時人認可透過暴力獲取的政權正當性，禪讓隨之形式化。
------
甘懷真老師認為徐冲展示了很好的操作，不過在臺灣，史學史也是政治力的操弄表現之一，算是普遍的認識。
立新學長提了一連串的問題，我印象比較深的兩個重點是，該研究提示了官修、私修史書的凡例可以是了解政治史很好的線索，未來可以繼續往這個方面去發展。此外是應該去區分《東觀漢記》及《晉書》中「載記」體例及內涵的差異。
方震華老師覺得這研究挺有意思，尤其《宋史》是一部沒什麼人好好研究的正史，值得開發。《宋史》最後有〈周三臣傳〉，位置置於所有列傳之後及外國傳之前，修史者開宗明義地說明他們不認為周三臣是宋史的一部份，但是卻希望將周三臣所表現的氣節保留下來。方老師提示〈周三臣傳〉的出現很大的原因是新、舊五代史均未收此三人的傳記，另外，也象徵處於元代的修史者對舊政權及氣節的懷想。在體例上，有人認為是沿歐陽脩的〈唐六臣傳〉。
安泰學長主要針對徐冲先生杜撰的專有名詞進行批評。簡言之，即何謂「開國」？儘管徐先生已然定義，然而在其所引的史料中，卻可以見到不在徐先生定義的脈絡中使用的「開國」一詞，因而建議可以再行斟酌。其次即何謂「群雄」？何謂「亂臣」？何謂「功臣」？都應該好好定義，才能避免讀者的疑惑，例如西晉是否有所謂的「開國群雄」？很多人心中可能會抱持著疑問。而且這些界定也會進一步影響其論點，值得考慮。
我主要的疑惑其實也已經為安泰學長所點出。「開國群雄傳」的消失，也意味著這些「群雄」被視為前代的亂臣賊子，以桓玄為例，他在《晉書》的位置便是在群臣傳後，載記之前。如果開國群雄傳有其意義脈絡，那這樣的位置歸類也應當提出相應的解釋。但與桓玄的傳記並列的卻是蘇峻、桓溫等動亂者，可是他們活躍的時代卻又不集中在朝代之末，我想大約是把擾亂正常政治秩序的一群人集合在一起。(不過我覺得這是索然無味的晉書最好看的部份之一…)這樣的佈局是不是也可以有政治史上的解釋？其實徐冲先生跳過《晉書》沒討論挺可惜的，特別是其討論事實上有下拉到唐代，然而與其討論唐代的國史與新舊《唐書》，不如先討論唐人怎麼寫《晉書》，及當時人寫的九家《晉書》之間是否存在著差異與變化。跳過《晉書》，感覺討論就會變得不完整。
